让陈总舵主忠心耿耿的郑家，真像《鹿鼎记》里那么龌龊吗｜文史宴
文/朱言
郑成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但他儿子郑经的评价就跟他天壤之别了，无论是《鹿鼎记》还是《康熙王朝》，都通过丑化郑克塽和郑经本人的形象，来把郑经往猥琐了塑造。郑经究竟有哪些作为，郑克塽有没有那么不争气？请看本文分解。
看过金庸先生《鹿鼎记》的朋友都会记得那位纨绔且无能的台湾延平王世子郑克塽，不但与韦爵爷争风吃醋，对阿珂始乱终弃，还想江湖政治中胡乱骚操作，严重损害了天地会的反清大业。
其实，历史中的郑克塽是台湾明郑政权的末代之主，最后归清之时不过才14岁，根本不可能有那些经历，一切不过是金庸老爷子的小说家言。
小说中郑克塽的背后是其父亲郑经，当时台湾明郑政权的延平王。从小说中郑克塽种种行径而观，似乎都在暗示着他背后的父亲也是一个昏聩的割据者。当年热播的大陆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也呈现了一个颟顸昏聩且面容丑陋的延平王郑经形象，这一切无疑固化了人们对于郑经的认知理解。然而，历史上的郑经究竟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康熙王朝》里被丑化出翔的郑经
“气死郑成功”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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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论著言及郑经，必然会提及他曾与其弟乳母通奸产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郑成功暴毙的事情。要厘清这件事，就需要将郑经的婚姻讲清楚。
郑经的原配妻子唐氏，是南明隆武政权兵部右侍郎唐显悦的孙女。郑经与唐氏都是生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双方之婚姻有着明显的同僚联姻和君臣结盟色彩。
揆诸很多台湾地方笔记史料，都有关于唐氏品行端正之类的记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既然“端庄静正”，又为何与郑经“不相得”呢？据夏琳《海纪辑要》记载，‘唐妃，乃兵部侍郎显悦孙女，贞静有礼，不苟言笑”。如此一个“不苟言笑”之人，或许适合做一个政治婚姻的符号，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夫妻生活伴侣。所以，郑经和唐氏的婚姻是寡淡无味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悲剧。
如果说唐氏只是一个无趣女人，那么日后郑经做出些乖张之事，还可以只被骂成“渣男”。但是，根据沈云的《台湾郑氏始末》记载，唐氏是一个“妒悍”的狠戾女人，因为婚后一直无子，而郑经之妾林氏生子郑克臧，生不出儿子的唐氏对此妒火中烧，甚至造谣说孩子不是郑经的种，“欲害之”，幸亏郑经“秘之他所”，这孩子才捡了一条命。
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之下，妾生子本属正常现象，一般人家的正室妻子都能接受，更何况郑氏这样的藩侯巨族。然而，“妒悍”成性的唐氏竟然对一个新生儿动了杀心，足见其性格之狠戾。郑经自己后来写过一首颇有发泄味道的诗《妒妇歌》，“妒妇口舌利，发声愚夫起，巧言皆正理，存心最狼毒。若见婢妾辈，眉发上倒触。轻则发怒詈，大则加篓梏。甚至施异刑，死生立迫促。”一个可怕的妒妇形象跃然纸上，恐怕就是唐氏在郑经内心的投影吧？
那么郑经私通其弟乳母的丑闻又是怎么回事呢？据江日升《台湾外记》记载，郑经四弟的乳母陈氏，“年可二十六、七岁，双眉如远山淡扫，不施粉黛，光彩可人，且窈窕轻佻，语言丰韵”，郑经见了之后“魂销天外”。无奈郑经的母亲董夫人“家规严肃”，二人没有机会说话。
一日，郑经去给母亲请安，恰好路过陈氏卧室，“陈氏初起未妆，拨朦胧眼”，于是二人便有机会勾搭上了。郑经先撩，说了一句：“好似睡起海棠初拭目，醉余杨柳不胜衣”。陈氏是个解风情之人，立马回复一句：“未逢恩宠先流盼，恐惹梦魂湿泪斑”。如此一看，确实比那个不苟言笑的悍妇唐氏有趣太多。
当日下午，陈氏便偷偷溜到郑经的房间，二人干柴烈火，“共赴高唐之梦”，好不逍遥快活！
二人好上之后，自然常常春宵暗渡，后来陈氏竟然怀上了身孕。郑经当时留守思明州（厦门），而郑成功则驻军于台湾。后来陈氏诞下一男婴，郑经派人向郑成功诡报是侍妾所生。不明就里的郑成功得知有了孙子非常高兴，下令赏赐麾下文武及将士，对夫人董氏、儿子郑经及孩子生母陈氏皆有厚赏。
郑成功的快乐是短暂的，那位唐氏夫人的祖父唐显悦给郑成功写了一封言辞激烈且十分刻薄的信：“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伤责，反加资赏。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
海盗出身的郑氏家族原本并不拘泥于礼法和传统道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就干过调戏老爸侍妾的事情。然而，洗白之后的郑芝龙却为郑成功安排了纯粹儒家的教育，让他入学南京国子监，师从大儒钱牧斋（即钱谦益）。郑成功被意识形态塑造为大明王朝的忠臣，同时也是儒家意识形态意义的正臣。道德谴责对于这样的人很有用。
厦门鼓浪屿的郑成功巨像
不得不说做工很粗糙
其实，唐显悦所谓的“八母”，指的是“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而陈氏并非郑经自己的乳母，以此苛责多少有点牵强。但唐显悦的责难终究令郑成功羞愧而不能自已，“登时气塞胸膛”，狂怒不止。
郑成功立即派人去金门，会同郑泰，前往厦门，准备先斩杀自己夫人董氏，罪名是治家不严，当然还要杀掉郑经和那母子俩。手下人拿到这样变态的指令后都愕然了，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只杀掉陈氏母子，然后再联名为董夫人和郑经求情。
儿子“乱伦私通”，部下抗命不尊，加上不久前父亲郑芝龙又被清廷斩首于北京，内心极度痛苦愤懑的郑成功忧愤成疾，竟然暴死于军中，年仅39岁。郑成功之死对郑氏集团的冲击很大，郑经任性乖张的行为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郑经本人何尝又不是乏味无趣婚姻生活的受害者呢？
在危机中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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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的暴毙引发了郑氏集团权力继承的严重危机，郑经在厦门得报发丧嗣位。
原本子承父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丑闻缠身的郑经却受到郑氏集团内部的挑战。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护理大将军印，“以世子得罪于父，遂欲阴谋自立”。郑经的“淫乱”行为成为郑世袭势力夺位的理由，他们认为“世子行既不正，护理仁慈，承继大统，名正言顺”。既然子不堪承父业，那么兄终弟及也就顺理成章。郑世袭的亲信曹从龙甚至还建议伪造郑成功遗言，“数世子罪状，命弟继统，方可以服众”。
郑世袭在手下亲信的拥立下，自称东都主，分兵以拒郑经之东渡。郑氏集团在郑成功死后，出现了叔侄争位的局面，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
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郑经以陈永华为谘议参军、周全斌为五军都督、冯锡范为侍卫，发兵渡台。郑经麾下军力强大，很快就解决了郑世袭的势力，除了杀掉了几个密谋集团的主要谋主之外，“余皆不问”，对于叔叔郑世袭，郑经也是“待之如初”。
对于郑世袭叛乱，郑经处理的果断坚决，而且不株连、少杀戮，又体现了非常高的政治智慧。
然而，这场危机的余波并未结束。郑经在台湾处理郑世袭叛乱时，发现了驻守金门的郑泰与郑世袭集团的黄昭有书信往来，两边有勾结的嫌疑。永历十七年（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郑经率水军回厦门，并着手解决郑泰问题。
郑泰居守金门，拥有重兵和大量的财富，知道郑经怀疑自己，也称病不到厦门相见。六月，郑经采纳陈永华之计，假意称将前往台湾，要将厦门也交给郑泰，并铸造镇守金、厦的印信，派人送到金门。虽然明知极有风险，但是郑泰却难以找到避而不见的理由，犹豫再三，还是带着兵船和十万两饷银到厦门觐见郑经。果不其然，郑泰一到厦门就被郑经控制并软禁。
郑泰被囚之后，留守金门的弟弟郑鸣骏和儿子郑缵绪恐惧，竟然“率诸将及眷口下船”，跑到泉州港投降清军。郑泰虽然被禁锢于厦门，但是他的人马几乎全部投降清朝，战船二百多艘、精兵八千多人、文武官员数百人，无疑是郑氏集团的巨大损失。得知郑鸣骏和郑缵绪降清之后，被禁锢于厦门的郑泰也自缢而死。
明郑政权政区设置
郑成功死后的郑氏集团继承危机至此告一段落，当然代价也极为惨重。戡乱上位的郑经除了要面对集团内部的挑战，还要应对海峡对岸清朝的攻势。
陈总舵主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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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成功新死之时，清廷就曾派出都司王维明、效用总兵林忠前往厦门招抚郑经。当时的郑氏集团正陷于内部纷争危机之中，郑经遂密令郑泰和洪旭等人与清方谈判，其实就是虚与委蛇。
为了取信于清朝，郑经还命人交出了明朝赐予的敕书、印玺等物，还主动归还了战争中缴获的清朝州县大印、海上军民土地清册等。但是，当台湾内部局势稳定之后，郑经便以“人众登岸安插难周”为理由，中断了与清廷的谈判。
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军发动战役，攻陷金门、厦门，郑经退往铜山（东山岛），清军又派人招抚。郑经提出的条件是参照朝鲜藩属国待遇，不剃发、不登岸，声言“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当时的清军并无能力发动进一步军事行动，双方谈不拢，再次陷入僵持状态。
永历十八年（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郑经率军东渡，初十日抵达台湾。在内外危机都暂时平息之后，郑经主要的精力集中于台湾的治理。
当初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之后，曾于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初二日，下令将“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杨戎政为府尹，以庄文烈知天兴县事，祝敬知万年县事”。赤嵌即今日台湾台南一带，先前荷兰殖民者在此筑普罗文查城。
郑成功设置东都明京承天府这样的京府级别的行政建制，虽然声称“开国立家，可为万世不拔基业”，并非有意割据自立，而是遥奉流亡于西南的永历帝，东都显然与西南的“西都”遥相呼应，当然播迁之中的南明朝廷并无稳定的“西都”。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流亡至缅甸的永历帝被缅人交给吴三桂，而后被执送昆明。次年四月二十五日，永历帝被吴三桂勒杀于昆明。永历帝死讯传至台湾已是第二年，而郑成功早已于永历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暴死。永历帝既崩，南明“西都”便不复存在，而郑氏所建“东都”也自然没有存在意义。
继立之后的郑经在处理好内部变乱，又虚与委蛇地与清方进行一系列谈判之后，施政的重点转移到台岛治理上，也暂时放弃了经略大陆的计划。在经历内部夺位之争，又丧失金、厦之后，郑经的诉求退为台岛安宁，故而于永历十八年（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改东都为东宁，升天兴、万年二县为州，各置知州，并于澎湖及南北二路各设安抚司，各设安抚使，原先京府级别的承天府建制也被取消。
战略退守的郑经并非是要割据自立，也并未放弃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一直奉“永历”正朔便说明了这一点。战略退守是一种现实主义，而“以滨海为虑，苍生为念”则更体现了郑经的情怀。
言及郑经的台湾治理，自然离不开郑氏能臣陈永华。在诸多演义小说，也包括《鹿鼎记》中，陈永华被等同于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目前学界对于陈永华是不是陈近南，其实也并无定论，当然也并非本文重点。在郑经的台湾治理中，陈永华是主要的具体执行者。
陈总舵主在历史上也是大牛人
陈永华，字复甫，是福建同安人，其父陈鼎是明末崇祯十七年进士，也算是地方名儒。南明永历二年，郑成功克同安，授陈鼎为教谕。清军攻陷同安之后，陈鼎自缢殉国，陈永华遂追随郑氏，后被授予谘议参军。郑成功死后，陈永华成为郑经身边头号谋臣，在解决郑世袭和郑泰夺位的问题上，陈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堪称“遇事果断有识力，定计决疑，了如指掌，不为群议所动”。永历十九年（康熙四年、1665年），陈永华被加封为勇卫，身兼将相之职。
陈永华为郑经规划了“先养，再卫，而后教”的方略，将经济的发展放在首位，先民生而后才能图存。陈永华执行了一套 “与民休息”的政策，“分诸将土地，谋耕种，征租赋，税丁庸，兴学校，通鱼盐，安抚土民，贸易外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相对于大陆而言，台岛开发较晚，农耕经济水平也相对落后。明郑政权渡台之后，尤其是郑经时代政权正规化和治理体系的渗透下沉，自然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供养需要，粮食资源最为重要。为了解决军政人员供养问题，陈永华移植了传统的屯田制度把土地分给各镇的士兵去耕种，曾“亲历南北二路各社，劝诸镇开垦，栽种五谷”。
军屯制度是秦制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传统艺能，确实能够保障军粮的供应，但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明郑政权对于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垄断。当然，从一时的经济形态角度而言，明郑的军屯对于台湾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明郑政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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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家族与那个时代一般意义的军政集团有一种很大的质性区别，自郑芝龙起，郑氏集团就是一个亦商亦盗的海上势力集团，其与日本、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国家有着很复杂的商业往来，郑氏集团堪称17世纪的东亚海洋商业霸主。
郑芝龙降清及清军势力进入闽境，曾经一度动摇过郑氏的海上霸主地位，及至郑成功复起，至收复台湾，郑氏集团的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得以重建，郑氏海上王朝规模初具。
郑成功猝死及郑经继位风波，也曾导致了郑氏集团的动摇。在清军的强劲攻势之下，郑经集团接连失守金、厦，退守台岛。但是，随着实力的恢复，郑氏又于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收复厦门。
郑经时代，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事业获得更大发展，郑氏商业势力扩展至整个东南亚，重新成为华人贸易乃至整个国际商贸的支柱。当时正在东方经营的英属东印度公司也与郑氏签订协议，分别在台湾、厦门设立分支机构。
郑氏不仅是海洋贸易的执牛耳者，更是海外与封闭中的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枢纽，掌控着通往中国南部内陆的国际货物通道。
相较于传统帝国的封闭控制，郑氏制度更具进取性，是一种拥抱海洋文明和现代商业文明的开放型制度。倘使日后的历史不是台湾清朝化，而是清朝郑氏化，中国历史很可能呈现另外一种样子。
除了经济复苏和振兴之外，郑经对于台湾的文化教育发展同样颇有贡献。
与大陆先行开发区域相比，17世纪的台湾在文化教育层面确实落后。在郑经和陈永华的主持下，永历十九年（康熙四年、1665年），郑氏政权在台南兴建孔庙，同时又建明伦堂。次年春正月，孔庙落成，郑经率文武百官亲临举行祭祀至圣先师的典礼，前往观者达数千人，一时盛况空前。
孔庙和明伦堂的落成并不简单是教育文化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郑氏政权也是一个儒教立场的中国政权，是一个有着政治文化意义上正统地位的政权，绝非清人口中的海上贼匪。
郑氏政权还建立了各级儒学教育机构，在承天府设立府儒学，在天兴、万年两州设立州儒学。府儒学设教授1名，训导2至4名；州儒学设学正1名，训导2至3人。教授和学正系分别主持府州儒学教务工作的主要学官。这些足以说明郑经是一个非常重视文治的统治者。
值得一提的是，郑经本人也是一个颇有才华的文士。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郑经出兵相应吴三桂西南起事，就在这一年刊印了个人诗集《东壁楼集》，共480首诗，内容涉及家庭身世、生活嗜好、学问交游、心情意志、时人时事等多个层面。
郑经的抗清复国理想在诗文中也有所体现，譬如在《惜中原未复》中，郑经非常直白地袒露了复国的理想：
胡虏腥尘遍九州，忠臣义士怀悲愁。
既无博浪子房击，须效中流祖逖舟。
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
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
在主流历史叙述中，郑经或许只是一个17世纪东南海疆的割据者，一个顽固抗拒统一大势的逆流者。但是，依据史料、复盘历史，就会发现郑经及其郑氏政权是那个时代东亚世界的海洋霸主、东亚国际贸易的关键角色，郑经本人也是台湾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文明与进步的推动者。
在民间稗史中，郑经似乎又是一个行为不检的荒唐之人，但是如果回到历史细节，又会明白他的荒唐多少有无奈之处。污名化郑经和郑氏政权，都会导致对郑经及郑氏集团的低估，拥抱海洋的重商主义总要好过于“秦制”旧文明吧？
大清扼杀文明希望
参与吴三桂之乱，郑经的初衷是恢复东南势力范围，进而号召全局性“反清复明”。然而，第二年郑氏军队就退回厦门，至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金、厦复失，郑经再度退踞台岛。及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雄心未遂的郑经郁郁而终，郑氏王国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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